孙明经西康手记 1939&1944

作  者：孙建秋 孙建和

定  价：128.00元

编辑推荐

1939年和1944年，孙明经两次深入西康省，对西康的资源储备、基础建设、百姓生产生活等状况进行了考察。考察范围之广，细节之详尽，令人叹服。本书整理选编了孙明经西康之行随身携带的两个笔记本的内容，拍摄的8部纪录片的解说词，200余幅照片及部分书信。孙明经以其缜密的思考、丰富的学识、横溢的才情为我们还原了一个鲜活的西康省。

著者简介

 孙建秋，孙明经次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教授。讲授20世纪英语文学、当代戏剧、谈判艺术、电影赏析等课程。曾留学英美。国际传记学会会员。编著《美国当代短剧选》（第2辑）2013；《域外文化之旅》2011；《孙明经手记》2010；《金陵女大（1915—1951）：金陵女儿图片故事》2010；《美国当代短剧选》2005；《成为优秀的谈判者》2004。译著《孙明经1937年万里猎影记》（中译英）2006；《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1986。

 孙建和，孙明经次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讲授公共管理学、计算机原理、书法等课程。合译《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彩色片原理》等。艺术家，倡导简约派水墨画，擅长草书。

内容简介

孙明经（1911—1992），祖籍山东，生于南京。著名电影教育家，我国高校电影学科奠基人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一生从事电影教育。编写7部电影、摄影教材，拍摄电影约50部。

1939年，抗日战争进行到第3年，国民政府从南京撤到武汉，后又从武汉撤到重庆。日军的轰炸也一步步深入内地。1939年1月西康省紧急成立，成为撤退的备选之地。孙明经写道：“西康省地当国际路线，并有汉藏桥梁之形势。”西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摸清西康省的资源储备、基础建设、百姓生产生活等状况，成了当务之急。

在此背景下，1939年7月孙明经随川康考察团深入西康省，历时半年，行程近2000公里，途中最高海拔达5000米以上，过半路程独自一人考察。

西康之行，孙明经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手记、影像资料。他在手记中记录了考察地区的地理环境、人口结构、经济状况、宗教信仰及人文景观。考察范围之广，细节之详尽，令人叹服。他对“边茶”的生产贸易尤为关注，花了很大篇幅记述茶叶的生产、运输、交易过程。记录了各地矿产的储量、产量及用途。遇到摄影器材无法表现的地理环境时，就手绘等高线地图。行经风景优美之处，常以诗歌韵文抒发情怀。

1944年，孙明经应西康省政府邀请，再赴西康。为康巴百姓放映科学教育电影及1939年拍摄的西康电影，向百姓宣传抗战形势。同时注重考察西康建设新成就。

目录

前 言 7

附录一：今日之西康 22

1939年第一次西康之行

准备工作 29

出发 32

雅安 35

天全 70

荥经 75

汉源 95

泸定 99

康定 107

道孚 152

炉霍 160

丹巴 162

甘孜 187

德格 210

白玉 224

巴安 229

义敦 254

理化 263

雅江 266

再回汉源 270

附录二：孙明经1939年回成都后的报告 280

附录三：西康电影说明书 282

附录四：金陵大学为孙明经考察壮行签名 289

1944年第二次西康之行

孙明经二次入康 293

附录五：孙大营西康之行记录 301

雅安 308

康定 312

附录六：电化教育与西康建设 321

附录七：1939年底片目录 344

附录八：1944年底片目录 351

附录九：开发西康之意义及其途径 355

后记 365

鸣谢 370

选读

前言

手记与西康地理

本书是父亲孙明经1939年入西康省进行科学考察和拍摄电影时记的笔记，并加上他1944年二次赴康的经历。他的考察活动沿着茶马古道南北两条主线边考察，边拍摄，边记录。孙明经在西康电影说明书一开始写道，“西康省面积45万平方公里，东界四川，西通藏卫，南临阴缅，北接甘肃，地当国际路线，并有汉藏桥梁之形势。”这里，“地当国际路线”是因为贸易通向印度、新加坡，远及中东，西北部直达中苏边境。因此，茶马古道研究的专家们大多认为，孙明经当年考察的路线属于当今“一带一路” 的研究范畴。

父亲孙明经（1911—1992）1934年从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毕业留校任教，当年即参加了理学院教育电影拍摄工作。那时，教育电影部只有两个人，一位是分析化学教授潘澄侯，一位是理学院院长物理学家魏学仁，两位在留学美国期间都曾亲自感受到美国教育电影的益处，教育电影把原子、分子展示得清清楚楚。但他们并没有机会接受电影拍摄的正规训练，拍摄还处在摸索阶段。因此，整体拍摄计划寄希望于年轻的孙明经来完成。

1932年东北沦陷以后，很多国人连东北有多大，东北在哪里都不清楚。百姓中文盲所占比例很高，电影成了最直接最有效的教育工具。在日寇侵略中国的时候，首要任务就是宣传爱国主义，提高百姓的觉悟。教育电影部对于拍摄电影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他们决定赶拍一套名为《锦绣中华》的系列地理教育电影。虽有着坚定的信念，但对于怎么拍这个系列，他们却还只有些模糊的轮廓。早期影音部自制的影片还只有两位老师拍摄的《国术》《童子军》《水泥》等。孙明经决定向地理专家学习，1934年他每周都到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向张其昀、胡焕庸两位教授请教，那时胡焕庸刚刚担任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张先生、胡先生被孙明经的渴求感动，多次畅谈。胡焕庸针对孙提出的问题，提出一个大方向：我们的祖国大地无非是分成八大块，白山黑水、华北平原、蒙藏高原、西北高原、华中沃土、华东沿海等。这就成了孙明经的起步框架。

与孙交谈的这位胡焕庸先生于一年后，1935年，正式提出被称为“胡焕庸线”的人口密度对比线“瑗珲腾冲线”。这是一条从黑龙江的瑷珲到云南省的腾冲，大致为45°倾斜的直线，将中国一分为二，这条线划出两个迥然不同的自然和人文地域。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人口稠密，而西北地区人口极为稀疏。西北地区需要发展，但缺乏较为翔实的资源调查，很难制定开发计划。因此，孙明经此次考察多集中在这条线西部。

白山黑水已被日寇侵占，不可能拍了，所以他们要抓紧时间从华北、华南、西北、西南入手。电影是一个非常费钱、费时的事业，而教育电影部起家时并没有经费。所幸的是1932年我国成立了教育电影协会，1934年，该协会要求南京各家电影院在故事片电影票上增加一角钱的“教育电影捐”。南京百姓十分配合，税捐可观。金大教育电影部分得4000元，开始摄制。因此从一开始，他们就尊奉一个节约原则，就地划分：摄影人根据自己的籍贯和生活居住地为起始点进行拍摄，然后辐射到其他地方。1936年金陵大学物理系段天煜与邱锦义两位同学毕业加盟教育电影部，分工开始。孙明经祖籍山东，生长在南京，他负责南京、江苏、山东和华北一带，拍摄的电影河山居多，譬如《黄山》《峨眉山》《烟台》《崂山》《青岛风光》《无锡风景》《上海》《南京》等。五四运动的口号之一就是“拒签和约，还我青岛”。可见1935年，他拍摄影片《青岛风光》一片背后的爱国情怀。他在内容提要中写道：“以国耻历史为骨干，推陈主权得失；以海水浴场之活态，及地方各种建设，显示国土之可爱。”邱锦义是广东人，负责浙江、广东、广西、福建。段天煜是安徽人，但担任过四川省立科学馆馆长，负责云南、大小凉山、雷马屏峨等地区。1937年“七七事变”后，沿海高校全部内迁，后来邱锦义离去，孙明经的担子就更重了。

科学考察背景

1939年7月，孙明经加入了中英庚款川康考察团，能使用部分庚款经费拍摄电影，他果断地进入地质矿业组。实际上，地质矿业组又叫地理组，是一个“大地理”概念，正如胡焕庸先生、张其昀先生所强调，人口、物产、民风、民俗、人类文化学都属于地理学概念。孙明经重视这个观点并付诸实践，希望真正了解西康的地理和社会。1938年初，日本人开始对陪都重庆狂轰滥炸，蒋介石没有低头，中国没有投降。但首都从南京撤到武汉，从武汉又撤到重庆，再轰炸下去还有地方可撤吗？指导抗日的中心还有地方可搬迁吗？因此，西康省1939年1月紧急成立，划入西康省的西昌市，成为陪都的备选之地。那么它的资源足够丰富吗？有开采潜力吗？矿产资源运得出来吗？支援建设的设备能运进去吗？筑路工程进展怎样？当地百姓对抗日局势了解、支持吗？这些都成了资源委员会与学术界、知识界最为关心的问题。开发支撑抗战的资源和建设新的西康省已经提到了历史日程。这也成了电影人孙明经赋予自己的使命。

1939年第一次入康

西康考察手记从1939年7月开始记，在浓厚的战争氛围中开始，“七月五日抵达成都。住青年会三十号，十室九空，夜逃南门外。七月六日秘书处请川康绥护照。七月七日路多募捐者……（金陵大学）决定继续在华西坝开学，必要时去仁寿。七月八日七时起整行装。”

父亲孙明经外出拍摄，有随时记笔记的习惯。笔记内容丰富但字迹潦草。笔者在编辑、整理他的考察手记文稿时困难重重。除了字迹潦草难以辨认外，浓缩的词语也颇费解。例如，孙明经手记中草草写下，“七七……去……”，此异体字是当时文人流行的写法。这“去”二字根据上下文是指“去金陵大学图书馆”的意思，这是一个从南京金陵大学迁到成都华西坝的馆藏丰富的图书馆。金大还有一个中国文化研究所，藏书丰富，所长李小缘先生手中掌握好几本关于西康的图书，使孙明经在出发前有了较充分的准备，考察重点除了矿物、森林、水利资源外，对荥经、雅安、康定、德格、巴安等文化古城都做了重点准备。使他既抓住了资源考察的核心，又记录了丰富珍贵的人文景观。

中英庚款川康考察团共分5个组：地质矿业组、理工组、经济组、社会组、农林组。孙明经时年27岁，所加入的地质矿业组共有8位成员，加上孙明经助手范厚勤共9人。孙明经当时担任金陵大学理学院影音部副主任，西迁以后，单位原本应当在成都华西坝，与金陵大学的本部在一起。由于11月15日从南京乘火轮逆长江而上，水路拥堵，经过两个月时间才抵达重庆，而因理学院设备沉重，搁浅至此，只好在重庆曾家岩求精中学校园内临时建楼，继续展开工作。迁至四川后，考察、拍摄、科研重点转移至大西北和大西南。1939年，孙明经由重庆出发，先抵成都，然后到雅安与各地代表集合。父亲手记中把5个组的名单全部列出，希望以后能从多学科、多角度研究，对西康进行纵深和横向比较留下方便线索。

西康省刚刚于1939年1月建立，这一全新的省份由四川省西部、青海省东南部、西藏东部合并而成。共分三个区：雅属、康属和宁属。孙集中考察西康的雅安、康定一带的雅属及甘孜、巴塘一带的康属地区。西康居民300万，其中倮族（彝族的一个支系。编者注）占150万，多集中在宁属凉山一带，藏族30万，汉族只占1/3，百姓多是杂居。康巴人，就是居住在西康的藏族同胞。孙的考察沿途地区，藏胞占居民的大多数。为此，考察期间孙明经口袋中总放有一本自制手抄的《英藏辞典》，为沟通方便随时查阅。前胸小口袋里还贴身装一本袖珍小本本，记日志、采访内容，随时摘录重要资料。为了更好地了解藏胞，孙明经事前进行大量阅读，并随身携带所摘录的笔记要点。他所做功课在日后的照片、电影中可体现出来。

“全康有五大横断山脉，六大急湍河流，交通极为困难，渡越急湍之河流，常以竹为索，缘索溜达彼岸。”携带摄影器材十分困难，海拔高，缺氧，体力消耗极大。当时川康公路自雅安至康定段正在建筑中，有些地方还没有路。

孙明经于1939年7月4日从重庆出发，7月5日到成都。7月中旬，考察团一行49人在雅安集合，然后地理组从雅安经天全、荥经，翻大相岭到汉源，再过飞跃岭、冷碛沿大渡河而上到泸定，8月下旬抵达康定，康定当时是刚建立的西康省省会，是西康省的政治、贸易、文化中心，是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共存的城市，所以考察团对康定进行了为期5周的重点考察。略作休整之后便开始了康属之行：他们从康定出发，到达八美、道孚，从道孚去丹巴，渡过大金川到达懋功（今小金县），最后抵达甘孜。在甘孜考察十余日。出于安全考虑，当地政府建议考察团行程到此，结束甘孜考察后立即折返，到沿途较为安全的地区继续考察。孙明经不愿折回，决定单枪匹马继续前进。只身翻过5000米的雀儿山口。克服高寒、饥饿等重重困难后终于到达德格、白玉等县。然后从白玉到达巴安（今巴塘）进行重点考察。再到义敦、理化（今理塘）、雅江，然后又回到康定。前后途经12个县，行程数千公里，历时半年之久。全程没有汽车、火车，全凭骑马、滑竿和步行，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壮举。

孙明经的考察路线与茶马古道一南一北两条主线完全吻合。德格到巴安的路线属于更加古老的支线。但孙明经并没有在手记中使用“茶马古道”这一名称，这是因为西康省刚刚成立，道路多以两端城市命名，如川康公路、雅康公路、青康公路、乐西公路（乐山到西昌）等。

此次考察，孙明经携带了两台16毫米电影摄影机：柯达A型（Kodak A）和柯达特种摄影机（Kodak Special）， 照相机是德国生产的“蔡斯依康”，使用120胶卷。电影胶片每本400英尺，但胶片数量有限，在拍摄电影以外，多依靠照片补充细节。此行，孙明经共拍摄电影1.2万英尺，西康系列电影包括《康人生活》等共8部，每部片长400英尺。

1944年第二次入康

读者会问两次入康任务有何区别。1939年第一次入康，孙明经的任务是考察资源，以拍摄电影和照片为主。1944年第二次入康，孙明经以为康巴百姓服务、放映电影为主，为当地群众放映1939年拍摄的电影，同时举办时局图片展览。由于抗日战争进入更为艰难的阶段，向百姓宣传抗战，宣传欧洲战场反法西斯的胜利消息成了重要任务。同时进行一些科学教育电影的播放。拍摄的照片则注重反映西康建设的成就。

1944年应刘文辉邀请，父亲带几名学生和同仁利用暑假访问雅安、康定共40天，途中遭遇大暴雨耽搁，实际工作约28天。母亲吕锦瑷以联合国影闻处巡视员的身份一同前往，她负责巡视川康72个站点的工作。此次考察，胶片比较宽裕。雅安共拍得7卷，选出127幅。

本书均以两次考察的时间为顺序，重点为1939年第一次考察。1939年以西康省开始建设为主，1944年则多显示建设成就和正在建设的重大项目为主。笔者结合手记中的内容配以照片，手记的内容与孙明经的照片内容基本相符。说明了孙明经眼睛看到的、重视的，与摄影机拍下的十分吻合，一目了然。虽然本书以笔记为主，编者仍将1939年孙明经在底片袋上手书的全部照片说明放在手记的附录中，有助还原真实情景。本书共选择200多幅摄影作品，重要照片后，编者加上自己的解读。

本书内容

《孙明经西康手记，1939&1944》主要取材于孙明经1939年参加中英庚款川康科学考察团时随身携带的两个笔记本。两个小本一小一大。小本，也称袖本：虽仅手心大小，但内容丰富，有川康科考团全体名单，地质矿业组部分日程，绘图，笔记，茶叶生产过程、制硝、铁矿、金矿、陶土等生产记录，大量藏汉对照日常口语和藏汉抗日宣传用语，简称“西康手记上”。大本约15厘米高，简称“西康手记下”，由“全国教育电影放映区分布图”照片开始，最后3页以金陵大学部分教育电影目录结束，电影教育思想贯穿全本，该本匆匆记录了单独考察期间的日程、少量诗歌、大量英语摘记、英国探险家回忆录摘录、最新电影科学发展文献摘抄及图示、沿途遇到的各界人士姓名，最后附有1944年西康放映活动及生活开支等。读者看到的这本《孙明经西康手记，1939&1944》是由孙明经子女将小本和大本两部分内容合并，加上手抄词典和题词纪念册，沿途拍摄的照片、照片说明，构成了1939年为期半年和1944年为期一个月的西康科学考察笔记和印象。

照片编号及说明：孙沿途考察拍摄了大量照片。因康巴地区太阳光照强，紫外线强，底片不宜久存，他的助手范厚勤随身背一只冲片箱，沿途总有清澈泉水，所摄底片得以及时冲洗，较好地保留下来。甘孜以后，范厚勤离开，孙明经自己背包冲洗。1939年底片全部用三位数字编号。例如雅安从001开始，天全、荥经从101开始，汉源、泸定从201开始等等。虽然此次考察曾数次抵雅安，底片经过挑选，所有在雅安拍摄的底片最后都归在100号内。编此本《孙明经西康手记1939&1944》的原则是尽可能贴近还原当年孙明经走的路线和顺序。1939年所拍摄底片，父亲最后亲自挑出964幅，进行了编号，用毛笔在底片袋上亲笔书写编号、地点及照片说明，按地区分别装入不同底片夹保存。我们在附录中登出全部底片编号及底片袋上他亲笔写的照片说明，还原了考察路上孙明经的笔迹。为更好地了解孙明经在沿途的活动和摄影情况，我们选登的照片分布在沿途各个月份里。照片选登近1/5（选入1939年照片174张），照片下方有孙明经标注的图片说明，图片说明后面宋体字是笔者的解读。选登手记上下原件近1/8（25幅），题词19幅。

宗教信仰：康巴地区百姓多信奉佛教，孙明经尊重康巴同胞的宗教信仰，拍摄了寺庙和大量宗教活动。西方基督教传入西康较早，带动当地现代学校、医院、孤儿院的兴办及能源发展，反映了这一地区基督教传入后的真实情况。学校教育始终是孙明经关注的对象。每到一处他都先参观学校，以较大篇幅拍摄记录了学校的建筑和师生情况。

人文景观及文物古迹：茶马古道历史久远，专家论证茶马古道南路是国际贸易的枢纽，属于“一带一路”的研究课题范围，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孙明经关注沿途汉藏文化古迹。每到一地，必拍摄标志性、代表性历史文化建筑。例如荥经的藏经楼、雅安姚桥具有2000年历史的汉厥、甘孜美丽宏伟的大金寺等。孙明经考察的起点之一是荥经，由于地理位置相对隔绝，使荥经不大的严道古镇保存了千百年的汉文化习俗。孙明经抄写记录了大量的入户门头匾额。这是难以复制的文化遗产。

生产力：科学考察团对当地生产力、现代工业发展特别关心。水力、电力在考察中占了很大比例。西康地处横断山脉，这里山川并存，水流十分湍急，水利资源极为丰富。新修水电站直接服务于生产和生活，让人振奋。同时西康境内有茶马古道南北两条主道，孙明经考察的地区茶叶是贸易的主要货物。他花了很大篇幅记述茶叶的生产过程，从收获、加工、晾晒、发酵、挑拣、分类到包装、运输、营销、税务、关卡，直到在茶叶店的零售状况、品质分类、价格差异、茶叶缩水等几乎所有项目。为茶马古道研究留下了生动的资料和图片。

至于沿途的艰辛，横断山脉多座山峰高耸，伴着深深的山谷，行路艰难，加上七八月炎热时节，孙明经记录了滑竿竿夫疾病、晕倒、坠马下河等触目惊心之事。所经历的艰难可见一斑。太湖寺照片显示孙明经右腿受伤，包着纱布，但笔记鲜有记录。很难看到他叹苦经的文字。

孙明经是电影教育教师，时时不忘自己的责任。两个小本本中有不少电影科学新发展成就，用英文摘录的图表及说明。每到一处，他都先去当地文化馆（如内江、康定）教育部门，对电影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为真实反映西康之行的情况，编者选登“西康手记下”中的部分内容，展示孙明经为备课亲自摘录的英语教材和绘图，这些内容在1944年笔记中尤为明显。

“西康手记下”的首页是一幅教育部在全国设立的“全国教育电影放映区分布图”，图中西北、西南地区几乎是一片空白。西康地区也十分薄弱，仅有3个站点。这是孙明经的心结，也是他1944年第二次重访西康的重要目标。作为教育电影工作者，他随时用这张分布图提醒自己，决心把教育电影办到这些地方，经过努力，他们在许可范围内做到了。“西康手记下”开始几页是从10月下旬开始至12月结束，匆匆记录的海拔、气温、宿、尖（吃饭）、乌拉（向导）的情况。这是一个人只身考察必备的知识。原定考察路线终点是玉树。由于治安不稳，甘孜当局为保证代表团的人身安全，考察团集体活动到甘孜结束。孙明经不肯罢休，不顾反对，“一意孤行”继续前进。可是他事先也没有想到天气骤然变冷，9月便大雪封路，常常不见向导，没有饭食和住所，遭遇的困难难以想见。他以调侃的心态，以诗歌的形式不时写下甘苦，自称“行者悟空”，与各种环境周旋，化解险情。本子中不乏七言诗歌、对联等，丰富了我们对这个28岁倔强年轻人毅力、性格、个人文化素养的进一步了解。

语言：本书编辑的难度在于这是一本三语读物。汉语、英语、藏文并重，偶有法语。孙明经摘录的内容大部分文献来自英语，少部分来自法语，例如对于山地驮运的功臣高原耐寒牲畜牦牛，他表现出极大兴趣。用英文抄录了多页“牦牛”文章，他还事先大量阅读英国探险家所著高山探险著作，包括喜马拉雅山各山峰、营地信息，摘录每每长达四五页。这些英语文献的摘录，为他提供不同的视角和信息。孙明经显然希望日后到西藏地区继续考察，他为日后的工作准备了相当多的资料。笔者适当摘选其中一部分，译成汉语，将汉语译文放在原文之后，而不是以小字体放在注释中，或许这一编排与出版惯例不同，需请有关专业人士谅解。

手抄英藏词典：为了能和康巴地区藏民很好地直接沟通，孙明经随身携带自制的手抄“英藏口语辞典”，随时翻阅。这是一部完整、独立的本子，其中全是以英语字母排序的单词和对应的藏语词汇。因篇幅过长，只选其中部分页码，读者可见一斑。“西康手记上”中有大量的藏文句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孙明经根据需要沿途自编的句子，如“我饿了，请给我吃”“我要睡觉”“站在那儿，我给你拍一张”“笑一个”“我想到你家去耍” 等孙明经拍摄时需要使用的对话。由当地藏文教师随时译出，孙抄写在本子上进行练习，凸显了孙明经与藏胞沟通交流的努力，和考察的实地需要。一类是当时抗日时期民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时局宣传所用的标准句子。如“日本鬼子就要完蛋了”“我们有3000架飞机”等，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1939年7月，民国政府其实还没有3000架飞机，苏联援助的1000架飞机在兰州遇到风暴已损失300架，但为给西康同胞抗日必胜的信念仍按宣传手册如此宣传。以后的日子里，从苏联购买飞机还得用西康的茶叶等土特产不断偿还。“西康手记上”中还有一部分藏文属于知识性的，例如活佛的名字：木理香根、大勇活佛等，为日后写电影说明准备。由于是边采访、边学习、边记录，这部分手记比较凌乱，留下了现场交流和草录的特点和痕迹。总之，藏文句子生动地再现了半年的考察和拍摄过程中，孙不断与当地百姓、佛众交流的努力。这三类句子我们均选择刊登，并把部分原件以照片形式刊登，作为补充。

手绘地图：孙明经在金陵大学林学院选修过森林系的测绘学，这一课程给他打下了绘制测绘图的基础。手记中有多幅孙明经手绘的等高线地图和写生。尤其是攀至“大相岭”“禁门关”等处，为表现地势险要，而摄影机在山顶又无法表达时，孙明经便亲手绘图。本子中这些用钢笔或铅笔做的手绘图与照片我们一并刊出。

沿途天气变化无常，9月突然下起大雪，气温时常突然降至零下。天气极为寒冷，而他又是独自旅行，夜间睡在荒原的帐篷里，手记中他匆匆统一标为“室内”而未注明“帐篷内”。记录温度时父亲采用华氏，编辑时我们将温度用摄氏标出，便于读者参照。

纪念册：孙明经随身还另外携带一本纪念册，有30位活佛、20多位官员、十几位学者及外籍传教士的题词，每到一处他先盖邮戳，以标明时间和地点，然后上山请活佛题词。纪念册内沿途各寺庙主持活佛、重要人士的题词，使原本平面的笔记有了一种特殊的立体感。这表明他不仅访问城镇，而且一定爬上高山拜谒活佛，了解宗教寺庙的情况。而寺庙多建筑在山腰或山顶，他不顾海拔高，空气稀薄，身体疲劳，都会上山进庙去与活佛、主持交谈，了解寺庙的历史，询问各种经书、佛像的来历，甚至细到庙宇装饰外墙的色彩等。题词内容丰富，有《金刚经》《华严经》等佛教智慧词语，白玉寺活佛回答寺庙外观颜色的意义等。每到一处孙常常请地方官员介绍当地情况。在义敦县几乎倒塌的县衙门，孙看到县长彭勋为守卫偏远地区坚持工作，很受感动，请他题词。编者选择摘录，并把藏文题词汉语大意注出，便于读者了解。

由于考察原来的终点是玉树，笔记中有详尽的玉树、石渠等地的人口数据、面积、经纬度与商贸状况的记录。孙明经接受张其昀和胡焕庸先生的先进理念，从人口及经济发展着手，了解当地经济状况、生产和商贸进出口情况。后来即便因时局关系路线发生变化，这部分资料没有用上，但作为他做的功课，我们一并放在书内登出。

西康电影说明：本书文件十分丰富。孙明经的西康之行，共拍摄并制作了8部影片。我们把1939年的8部西康电影说明书、西康电影海报附上，有助于对他此行的了解。我们选登了孙明经1944年发表的文章《电化教育与西康建设》，文章可以反映孙对8部西康电影的重视。

在历时半年的考察期间，孙明经每周写两封信给妻子吕锦瑷，叙述考察中的详细细节，为之后电影的解说词做准备。孙明经沿途常有编歌、填词、作诗的习惯，多会写在信中寄给在重庆的妻子。可惜，96封家书毁于战火，但部分内容在电影解说词中保留了下来，因此，电影说明词也是孙明经手记的一部分。偶有诗歌在手记中保留了下来。

补课及放映片名：1944年重访西康没有使用新的笔记本，在1939年“西康手记下”的本子后面空白处作简单记录。其中有一部分编者称之为“补课”，即补充一些有较高研究价值的内容。例如：康定锅庄庄主姓名、锅庄具体的位置、门牌号码；雅安、康定十几家银行及经理姓名，反映了金融在轰轰烈烈的西康建设中的作用。同时，还记录了1944年为西康各单位放映电影的活动和影片组合。这反映孙明经认真对待观众的态度。因观众不同，所选影片组合不同。此外，为发展电影教育事业，虽然藏胞看电影全部免费，但为有经济实力的单位放映时孙明经主张售票。电影放映所得款项的草算稿反映了他的办学理念：微薄的收入可以用来拍摄更多的教育电影。此外，高原体力消耗严重，此行开销的账目中牛奶、糖的地位显著，还有墨水、洗澡票、草纸等。生活费的记录，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他们的生活状况。笔记显得十分潦草，体现了一切都在路上的实际状况。

1944年赴康队伍中有部分学生，因此孙明经不必亲自写报道。而由金陵大学影音专修科毕业生孙大营担任记录，写下1944年赴康放电影之行的特别报道。内容丰富，可以从中了解他们的活动，见附录六。

本书排版有一些特殊之处，接受了读者对《孙明经手记》（2010）的强烈反馈，对字体使用方法做了一些调整。那是关于自贡、峨嵋、乐山的考察笔记。这次，凡孙明经手记中的原来文字，一律用楷体。凡编者讲解的话、编者翻译的文字一律用宋体，以示区别。编者的译文与孙明经摘抄的正文一起排版，希望便于读者理解。这与《孙明经手记》这本书正好相反。

1939年回到成都后，各处请父亲去演讲。出人意料，他开始的第一句话总是“我们是第54批赴西康的考察团”。可见当时西康建设的重要，考察活动之频繁。“第54批？怎么是第54批？”听众皆十分困惑，“那以前几十批我们怎么不熟悉呢？”这，就要感谢电影的魅力了，它让人们真实、直接地看到了当地的情况。“一画胜千言啊！”这是孙明经常说的话，也是所有教育电影工作者的骄傲。时至今日的读图时代，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

在书稿编完即将交付之时，收到社会学家徐益棠之子徐畅先生提供的边疆考察的线索，经我国目录学家李小缘之子李永泰先生的协助，找到父亲孙明经1940年春天发表的论文《开发西康之意义及途径》。我们附在全书最后。他的论文中数字之详细、观点之恳切、语言之生动令人佩服。手记中庞杂的、碎片式的内容，最终成为这篇论文的坚实基础。其中谈到因敌人占领东部沿海，我国通商口岸发生困难及剧烈变化，“抗战以来，我国大门上海，旁门天津，侧门广州湾等地，渐次难于应用，外方供给日感困难。但有二后门焉，一为经甘肃、新疆以通俄，此道知者甚多……（另一后门）经西康以至英属印度一途，尚少有人注意。此路经成都、康定、巴安，越金沙江至盐井，西南经察隅，跨国境而达印度之萨地亚，即可达于北印铁道之起点。”像聊家常式的“大门”“旁门”的比喻，源于当时与母亲吕锦瑷的通信，他们谈到的两个“后门”是指什么呢？那不是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吗？是“一带一路”的历史足迹和渊源，是陕帮、藏帮、滇帮和川帮最早踏出来的路啊。

特别感谢兄弟孙健三，为本书提供部分图片。是健三将那些浩劫后抢救出的底片，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洗印放大成照片，使父亲能够在生前看到并亲自参与整理。

特别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赵忠秀教授，用自己的科研经费资助本项目，使整理工作能够顺利进行，让手记中的内容能够与广大读者见面。

孙建秋 孙建和

2015年9月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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