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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肖像(金奖肖像摄影师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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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肖像(金奖肖像摄影师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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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命的肖像》:周国平作序推荐,最直击人心的记录,金奖肖像摄影师经典作品。贴近脸颊,触摸生命。

当死神渐渐走近,生命开始消逝,徘徊在死亡线上的人们,生与死的对比,留下曾经与现在的肖像。德国摄影师瓦尔特•舍尔斯像拍纪录片一样,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些震撼人心的瞬间。

媒体推荐

只有当我们不再把死亡当作禁忌,我们才能建立起一种与自己的死亡之间的人性的关系。

  ——临终关怀医院首倡者希思黎•萨德斯

这里远离新闻,发生在这里的死亡不像战争、灾难、凶杀那样有轰动效应,但因此和我们每个人有更密切的关系。

  ——周国平

内容简介:

什么是对一个人生命最简单也最平等的概括?看过德国摄影师瓦尔特那套著名作品“死亡肖像”的人,会回答:两张黑白照片。如果你捧着这部摄影集中文版《生命的肖像》,会觉得它可能是你看过最沉重的书,因为不算太厚重的书里竟承载着20多人的生老病死,而你必须直面他们濒临死亡时的瞳孔,以及死后安详的面容。

作者简介

作者:(德国)瓦尔特•舍尔斯 (德国)贝阿塔•拉考塔 译者:王威


瓦尔特•舍尔斯,曾获得包括ADC金奖和荷赛银奖等纪实摄影方面最高奖项,德国年度肖像摄影家。

其实把他定义为肖像摄影师并不是十分准确,他的拍摄对象范围可以说相当广泛。如今的舍尔斯已经有71岁的高龄了。而在1966年,舍尔斯为了追逐成为一名摄影家的梦想来到纽约。1970年,舍尔斯回到德国,此时的他作为一名摄影师成功地活跃在时尚杂志、广告等领域。

1975年起,舍尔斯开始在一家名为《父母》(Eltem)的杂志担任摄影,而拍摄的就是儿童肖像,从那时起,舍尔斯开始非常钟情于各种各样的面孔。

也许舍尔斯正是从儿童天真无邪的面孔中体味到了关于生命的种种感悟。而与“生”相对的便是“死”,虽然很多人并不愿意提到这一点。可能正是因为关于人类生生死死的想法,促成了这本轰动一时摄影作品集《生命的肖像》的诞生。舍尔斯曾说过一句话,“人必须看透表面现象”。而他表现内在的方式则是摄影这种直面的视觉形式。

目录

序(周国平)

前言

六个星期过去了,我本该死了

海茵茨•穆勒

我不想在您走开的时候死去

艾莉•根特

他脑袋里在想些什么?

米歇尔•弗格

要是我再去一次非洲就好了

瓦尔特劳特•贝宁

爱是一切的答案

洛斯韦塔•帕朔莱克

亲爱的上帝在哪里呢?

格尔塔•斯特莱士

我在等一个信号

米歇尔•劳尔曼

精神还会继续

伊尔姆戈特•施密特

至少她来过这个世界

艾尔米拉•桑•巴斯蒂安

看待这个问题,人要现实点儿

彼得•科灵

是生命本身在欺负我

芭芭拉•格岁纳

你得跟它斗!

海纳•施密茨

小香肠和土豆沙拉

乌苏拉•阿派东

我们的心灵之旅

沃尔夫•伯恩特•亚诺茨夫斯基

生命的毕业考试

埃德格特•克拉维

梦想生命

沃尔夫冈•考茨恩

对不起,我得了癌症

亚尼克•伯姆菲尔德和斯尔克•伯姆菲尔德

再一次回到真正的生活中去

莉塔•舒弗勒

他一定少受了不少苦

延斯•帕拉斯

我没做过什么,不该病得这么重

贝阿塔•陶伯

沙漠里的一粒沙

克拉拉•贝伦斯

精心设计剩下的时间

贝波尔•谈普林

“美好的死亡”——临终关怀和医药之所能

谢辞

精彩文摘:

六个星期过去了,我本该死了

   当穆勒先生踏上他生命的最后一次旅程的时候,随身陪伴他的行李箱并不大。里面放着一件浴衣、一双橡胶拖鞋和他的洗漱用具,一张卷起来的柏林西站的航拍照片(穆勒先生一直在那里工作到上世纪80年代),一张镶在镜框里的猎獾狗的照片,一台小的短波收音机,一些休闲服,这些衣服现在他穿都已经嫌肥大了,但是何必再买新的呢。海茵茨’穆勒是为了死亡来到这里的。他并不觉得自己在这里会待很久:  “下周我就71岁了。不过到那时可能我也已经走了。”

   穆勒的皮肤颜色发黄,癌细胞已经从他的胰脏以极快的速度扩散开了。不过,肿瘤还是给了他足够的时间让他处理自己的事情。在家里时,他夜里常常疼得喊出声来,他的妻子就会请来急救医生,可是急救医生也往往不知怎么办。在这里,穆勒先生能及时获得足够的吗啡,当他感到害怕或需要帮助时,总会有人在他身边。不过他还是希望自己一个人度过自己的最后时刻:  “不用非得为这事儿麻烦别人。”    。

   在除夕夜的前一天,他搬进了柏林新科隆区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的15个单人房间中的第二个房间。他打开行李,把上街穿的一双棕色皮鞋整齐地摆到架子上,他不会再穿这双鞋了。这一刻他看起来轻松了许多,几乎是彻底放松了。  “我原本害怕我会死在医院的西班牙式围墙后面。你知道,这里的等候名单是很长的。”

   在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有些病人能待上几个月,有些人却只待了一天,平均下来是大约两个星期。海茵茨•穆勒以为自己知道自己还剩下了多少时间。在一家医院里,医生在给他作出诊断那天告诉他,他还能活六个星期。现在五个星期已经过去了。  “做出如此精确的预言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不过这是经常的事。”佩特拉‘安沃尔说。佩特拉‘安沃尔是柏林“家庭关怀项目”的一位医生,这是一个由推行保守镇痛疗法的医务工作者们组成的团队,他们在患者家中和临终关怀医院中照顾临终的病人。她缓解了穆勒的腹部绞痛和肿瘤转移引起的痛苦的嗝逆。

  ……